7月23日,道县梅花镇贵头村,农民驾驶农机收割早稻。何红福 摄
上世纪80年代初,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研究杂交水稻。(资料照片)通讯员 摄
1975年12月22日,袁隆平在观察新品种水稻的长势。(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摄
6月底,一段视频走红网络。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行,年近九旬的袁隆平院士,在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研讨会上,用一段英文致辞:“我非常高兴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杂交水稻,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我坚信,通过携手努力,我的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
此时,雪峰山下,在袁隆平曾工作过的安江农校辟成的纪念园里,不时有游客到访。袁隆平题写的“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格外引人瞩目。
50多年前,一个朴素的心愿点燃了一颗科学求索的心灵,从此开始了充满艰辛的长征,带动了越来越多求索者同行。杂交水稻最终在中国研究成功,举世震惊!
1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杂交水稻研究从未停止过
66年前,袁隆平大学毕业分配到安江农校教书,乘坐的是那种靠烧木炭的汽车翻越雪峰山,他还记得从长沙到安江坐了两天的车。
“老校门外左边有30多亩试验田,最早的一批雄性不育株就是袁老师在这块田里发现的。”7月的一天,记者来此寻根,安江农校纪念园管理处副处长覃皓边走边介绍。
1961年的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到试验田里选种时,发现了一株形态特优的稻株“鹤立鸡群”,穗子比普通稻穗要大许多。欣喜的袁隆平待其成熟后小心翼翼收下种子。
来年春天种下1000多株后,抽穗时的表现让袁隆平大失所望,但他灵感闪现并加以验证,原来那一株形态特优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袁隆平推断,一定存在天然雄性不育株这个关键的母本。两年内,他冒着酷暑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终于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在田里中过暑,他也落下了肠胃病。
袁隆平据此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并在1966年停刊前的一期《科学通报》发表。论文首次描述了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病态”特征,从而开启了我国水稻杂交优势利用技术研发的序幕。
在那个特殊年代,袁隆平本来已被列入批斗对象。“这篇文章救了我,我成了保护对象。我专心搞杂交水稻研究,9年后获得了成功。”回忆往事,袁隆平感叹不已。
1967年,袁隆平有了第一批助手。安江农校应届毕业生李必湖和尹华奇,与老师一起组成了“三人科研小组”。
试验田也从安江农校拓展到了海南、广东、云南等热带地区。追着太阳跑,可以省下一半研究时间,艰辛却也成倍增长。
袁隆平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长沙到三亚要花5天。住的地方一般是一个房间里睡七十几个人的连铺,被子、吃的,都要自己带。过年回不了家是常事。
1968年春天的一个雨夜,安江农校试验田里发生了一件至今未破的悬案,差点让杂交水稻研究夭折。田里的雄性不育试验秧苗全部不见踪影!心急如焚的袁隆平四处寻找,只在一口井里打捞起5根浮起的秧苗。万幸的是,它们都成活了下来,总算没有“断后”。
要实现杂交水稻研发成功,培育稳定的雄性不育系至关重要。可是,研究陷入了僵局。
6年时间里,他们用3种栽培稻的雄性不育株,先后与近1000个品种和材料做了3000多个杂交水稻组合的试验,结果均达不到每年100%保持不育。冷嘲热讽的话也跟着来了。
放弃?不可能!在总结经验教训后,袁隆平决定采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远缘杂交的路子。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野败在海南的发现,杂交水稻研究走出了窘境。
“我们把野败材料无私地送给全国同行进行研究。湖南和全国相继成立了杂交水稻协作组,大大促进了杂交水稻研究。”年过七旬的李必湖回忆,1973年秋天,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进入推广阶段,全国杂交水稻共推广228万亩。一直到现在,杂交水稻细胞质来源于野败的仍占83%。
说起当年寻找野败的过程,李必湖笑称外界流传的有关他的6种发现野败的说法都不靠谱。“我请当地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带我去长野生稻的地方。我找到了3株雄性不育株,袁老师好高兴,连声说‘高级高级’,因其是野生稻花粉败育,将它们取名叫野败。”
如今,杂交水稻技术传播得越来越远。最初的发现、灵感和汗水,永远留在了安江农校这片土地,成为珍贵的国家记忆。
2国家重视科技创新,持续支持这项研究
从长沙城东马坡岭的一条小路进去不远,有个不大的院落,便是杂交水稻研究的“圣地”。
1984年,时任湖南省长刘正在这里主持会议,宣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的专业科研机构。从当时的省科委提议到研究中心建成,只花了一年多时间。
“在国家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计委一下子拨款500万元建设研究中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执掌研究中心30多年的袁隆平忆起当年感慨道。
30多年来,这里诞生了杂交水稻的若干明星品种和育种材料,创造了超级杂交稻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
鲜为人知的是,巨大的成就背后,研究中心也走过一段极度艰难岁月。
“上世纪90年代初,院子里只有光秃秃的一栋办公楼。省里给的人头费每人每年只有2700元,100多人连工资都发不出。科研人员孔雀东南飞啊。”时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谢长江回忆说,经常要去讨钱讨政策。
“1993年10月,时任副省长郑培民听到我们反映的情况后,第二天就带着秘书来调研,当场答应补贴20万元,保证了大家到过年的工资发放。”说到这里,谢长江流泪了。
1994年,时任总理李鹏来到研究中心考察。“我觉得争取科研经费的机会来了,就连夜起草报告,请求组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麻着胆子申请了3000万元,第二天清早呈报给袁老师。”谢长江说。
李鹏总理在听取袁隆平的汇报后,当即特批1000万元。国家有关部委和湖南省政府也跟进支持。科研楼、分子育种实验楼、培训楼、人工气候室、玻璃温室等兴建起来,还添置了大中型精密仪器。
国家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十分重视,总理一届接一届地支持。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继续给予总理基金专项支持。“朱总理还给了研究中心新政策,允许开发科研成果、申请专利。”谢长江回忆,有了好政策,加上财政、企业等多方支持,研究中心的日子越来越好。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考察。“当他得知那天正好是我75岁生日时,晚上特地派专人送来了生日蛋糕。”袁隆平回忆,事后温总理为杂交水稻创新工程特批了2000万元予以支持。
2019年3月28日,赴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第一足球网总理接见了袁隆平院士,他非常重视袁隆平关于要大力发展“耐盐碱水稻”的研发工作的建议,并赞成和支持袁隆平要求设立国家耐盐碱水稻研发中心的请求。
“现在研究中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团队。”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武介绍,还拥有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稻国家工程实验室(长沙)、杂交水稻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杂交水稻研究培训参考中心和长沙、三亚两大研究试验基地等多个科技创新平台。
3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接过前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1986年,长沙迎来了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袁隆平第一次公开提出今后杂交水稻育种分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设想。
当时正是两系法杂交水稻的研发前期。如果说三系法是“经典的方法”,两系法则是中国的独创,将杂交水稻育种由“一妻两夫”调简为“一妻一夫”。历经9年,经过无数次失败,袁隆平领衔的协作组终于突破技术瓶颈,取得成功。
“第一代杂交水稻是三系法杂交水稻,我们获得了全国唯一的特等发明奖,现在还有将近一半的杂交水稻是三系法杂交水稻。第二代杂交水稻是两系法杂交水稻,我们又拿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超级稻几期攻关成功品种都是两系法杂交水稻。”袁隆平如数家珍,目前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的研究继续走在世界前列,从试验田苗头组合看,双季晚稻小区折合亩产可达到1000公斤,一季中稻可达到1200公斤。
有意思的是,杂交水稻技术几乎同步跟上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1979年,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地良种增产33%以上。接下来,中美间的杂交水稻技术合作持续至今。目前,美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6成。
40年来,杂交水稻技术的传授范围不断扩展。研究中心与隆平高科共为亚非拉约80个发展中国家培育了一万余名技术人员,杂交水稻技术在许多国家“生根开花”。
“如今,杂交水稻每年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7000万人,在国外种植面积达700万公顷,种植面积最大的印度有350多万公顷。”袁隆平说,全世界如果有一半即8000万公顷稻田种上杂交稻,按每公顷增产两吨估算,每年增长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民以食为天。更高的产量,更广的种植,注定了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是一场长征。年轻一代的研究者,接过了前辈们打下的知识江山,也接过前辈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我们手里都有一根自制的竹尺子,1.6米长,因为下田要量水稻植株的各种长度,而一般的尺子没有这么长的刻度。”“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80后成员吴俊博士笑着说,早上下田露水重,竹尺子还可以拨开水稻,不弄湿衣服。(记者 金中基 胡宇芬 黄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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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两个梦
袁隆平院士一生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为了圆梦,他一生追梦。
“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真正做过的梦。他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一块在田间散步,在稻穗下乘凉。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也是袁隆平多年的奋斗目标。目前,全球一半以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全球有1.6亿公顷稻田,但种植杂交水稻的面积不到15%,若有一半的稻田种植杂交水稻,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5亿人。(胡宇芬整理)
■亲历者说
李必湖:
我是这样
发现了野败
1970年1月,袁隆平和尹华奇、我,师生三人到云南元江县南繁基地,一起开会回顾了杂交水稻6年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初步怀疑我们的研究材料有问题。会议提出把主要精力放在远缘杂交上,而利用野生稻和栽培稻杂交是当时最具有可行性的路子。当年春节后,袁隆平老师到了广东和海南去引进野生稻种。引进后,我们在湖南用陶钵子栽培,因为光照不够,野生稻不长稻穗光长草。
袁老师后来到海南插了实验田后,就去北京找中国农科院等相关单位拜师去了。
1970年8月1日,我们离开湖南去海南。海南原通什自治州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安排我们去南红农场。教科书讲,我国野生稻起源地是云贵和华南地区一带。于是我想,海南是典型的华南地区,应该有,但我不认识野生稻。怎么办?我开始找农场工人问,可他们不知道野生稻。后来我才晓得,他们是知道的,不过他们的叫法是“假禾”,所以和我讲的野生稻对不上号。
农场里有个技术员冯克珊,平时我们经常一起玩扑克下象棋。问他,他说野生稻遍地都是,每年开花一次,开花的时候像水稻,不开花时像野草。我请他带我找野生稻,他爽快地答应了。
1970年11月23日,天气晴好。冯克珊要去野生稻那个地方收实验田里的稻子,便约了我,一起坐着牛车去。那个地方大约离南红农场1公里,在公路和铁路交会处,是沼泽地,有一片野生稻。下车了,我恍然大悟,拍着自己大腿,那地方并不偏僻呀,火车、汽车和人都从那天天经过。
观察了20来分钟,我在一片野生稻中发现了3株正在开花的稻穗,雄花颜色明显不同,是乳白色,其他是鲜黄色。会不会是雄花不育?我又惊又喜。那几株稻穗距离我观察的位置15米。沼泽地里有蚂蟥和水蛇,我脱了长裤,穿着短裤下了水,水好深,齐腰了。一路打草惊蛇,投石问路,终于拿到了那3个稻穗的稻芽,还真是雄花不育。于是我如获至宝连根拔起,连泥有一二十斤重呢。用纱衣包裹起来扎紧,长裤搭在脖子上,捧着稻芽到了实验田里。将它们和栽培稻杂交后,得到了5颗金灿灿的种子,后来被鉴定为野败保持系。
袁老师从北京回来后,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当时很高兴。我马上带他去田里看,采摘了还没开花的样本,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该不育株全为败育花粉。因此袁老师起名叫野败。(李必湖系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